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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伤痕时代的伤痕写作

来源:中国职称论文网(yscbooks.com)2017-06-15

  李忠

  摘 要:卢新华在后伤痕时代的伤痕写作,本文以《伤魂》为个案,结合其创作历程,在叙事层面上采用嵌套叙事,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两个时间的叙述者展开对话;在受述者上以个人命运变迁为主体线索而展开;在个体生命的显叙事之下还有个人疯癫的狂人式叙事来揭示其复杂性与丰富性。

  关键词:伤魂 叙事分层 个体生命 疯癫叙事

  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发端于卢新华的同名小说《伤痕》,自从小说《伤痕》发表后,作者卢新华成为当时文学界轰动一时的人物,引发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悲惨记忆叙述和对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揭批,由此开启新时期文学的拨乱反正和对于以往历史的平反和修复工作,其创始性意义不言而喻。但是随着对于伤痕书写的落幕,《伤痕》作者卢新华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对于其以后的文学作品评论和研究锐减,本文拟对其《伤魂》中的写作,来展开与《伤痕》叙事的对话,从作者在新世纪以来对于记忆叙事的新文本来对其创作做出一番整体性审视和评价,特别是对于其后伤痕时代的书写进行深入的探讨,以期更为全面完整地把握其创作实践和写作历程,推动人们对于卢新华小说的认识水平。

  在写完《伤痕》之后,这位作家爆得大名,甚至在访谈中坦言自己因小说可以进入共青团中央工作,但是他放弃了国内的优厚待遇,出国接受人生的历练,由于在美国境遇不佳,长期为生活的柴米油盐奔波,所以一度停止了文学创作,除了一本由其编著,浙江文艺出版的《森林之梦》收录其早年的作品以外,时隔多年之后,2004年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紫禁女》,此外就是2013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伤魂》。

  笔者试图以《伤魂》为例,来探析卢新华在后伤痕时代对于个人记忆中伤痕的叙事,从而对于其叙事的基本逻辑进一步予以关照,把握历史记忆与个人记忆之间复杂纠葛关系的内在里路。

  一、叙事分层中叙述“伤痕”记忆的对话机制

  在小说中,叙事者以第一人称的回忆口吻,追忆我与龚合国“不是冤家不聚头”的人生历程。在隐含作者层面“有时命运真的是难以捉摸”的无常感和偶然性之外,重要的在于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中叙事者“我”的不断对话和多重面向的叙事者塑造,在这种过去时空和现在时空的对话和参照之下,我们获得一种游动的叙事视角,对于作者对官场中权力对人性的腐蚀有了更好的了解,“他希望小说中触及到的权谋文化的泛滥能够真正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

  叙事者在现在已经作为一位功成名就的记者和有钱商人,自然不会再耿耿于怀“龚合国”早年对自己的打压,但是“我这位冤家的魂儿似乎又缠上了我”,尽管有今日的成功使得共享对比之下相形见绌,但是青春年少的记忆仍然会不断出现,对于创伤性记忆不断回避和修复,加工与遮蔽,极力回忆造成的痛苦与不愿回忆和好奇放不下自己心事的矛盾纠结状态成为选择叙事分层的重要动力机制之一。在叙事者的选择上,首先展示出受述者“我”在故事时间“文革年代”当兵时期与龚合国由朋友成为陌路人的转变,在此过程中其背后是良知与利益的较量。“人各有志”的叙事让我获得了道德制高点的同时在现实利益层面却不如龚之投机钻营,如鱼得水。在叙事由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不断切换中,得以展开隐含作者的叙事观点“然而,世事难料”。站在受述者“我”的叙事立场,自然是一种义愤填膺,道德高标的叙事语气,但是也得承认“在部队,我是一个失败者,而冤家龚合国是一个胜利者”,在叙事时间不断的游艺之中,展现出和道德叙事的受述者不同的价值面向,从而使得文本向縱深处发展,由此展开不同叙事层次的对话与交流,并建立一种并未凝滞和定于一尊的流动多元的叙事,并由此出现众声喧哗的叙事者声音。

  然而,吊诡之处在于,叙事者本来可以在叙事的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的层面开始自己与龚之间的恩怨情仇,但是恰恰在此时,作者宕开一笔,把视线转移到当下,在同学聚会中和季怀成相遇,并由季开始讲述龚合国的人生故事,由前半的军队开始讲到转业以后的遭际,产生出另外的亚叙事层次,在外层的隐含作者叙事,到内部的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再到季的第三人称外聚焦全知叙事的过程中,亚叙事结构中充分展现其客观性的叙事风格,在貌似真实可信的基础上展示龚的一生后半段,并由此叙述“龚合国频道”的独特人生哲学。作者之所以要煞费苦心地分层次叙事,恰恰是要完成对于第一人称叙事的消解或者在更高层次的整合,使得真实性的叙事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换言之,还是要使得读者相信自己所叙述的真实可信任。在可信任的叙事者层面,采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笔墨:一处为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一处为第三人称全知叙事。

  众所周知,第一人称叙事显得亲切可感,尤其文中阶级论的叙事使得作品的时代背景显得更加清晰,更加重了叙事的可信度。并且当叙事者和作为作品中人物的受述这场成为同一个人时,其可信性更为增强。对于作品来讲,“我”讲述“我”和龚在部队的相知相分。并由“我”作为受述者参与到故事进程中来,极大地提高故事的信任程度。并且在作品中展示出一个本着内心良知,不被周围黑暗世界所同化,和腐化堕落,耍弄特权的班长相对应的道德英雄形象。虽然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到第四年才混上党票”,但是相比之下,在理想读者的心目中,占据道德高地,成为刚正不阿的清流形象。

  但是,由此带来的问题在于,“我”是作为叙事者出现的,掌握着整体的叙事进程,并且文本中的龚是在“我”的视野下成为被审视批判的对象,第一人称叙事的极大自由在亲切可感的同时,也带有极大的偶然性,不能不引起理想读者对于叙事真实性与否的怀疑。过分参与故事进程的受述者“我”固然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其讲述有真实性一面,但也难免会因为自己的道德叙事对于事件整体叙事产生新的遮蔽和压抑,正如作家本人所说“所以,我更关注的还是中国社会的变革,并期望能用自己的笔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尽一点绵薄之力”。

  为了避免此种情况,作者采用了分层叙事,对于故事时间中的“我”采用了一种贬抑性的叙述视角。“我在翻了人生的许多个筋斗,读了不少历史的典籍后,今天才稍稍悟出来”,对于年少的记忆进行一种修复术或者改写,以前不理解的渐渐理解了,除了塑造出“我”不断成长渐次成熟的性格嬗变的成长小说主题外,正是通过成年后的“我”对于年少时候的“我”的评论和超越,得以消解第一人称叙事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叙事进程的发展并非止步于此。经过时间的冲刷,本来“静静地躺在我记忆的海底”中关于龚的记忆,被莫名其妙的白色塑料袋和同学聚会勾起来,并叙述出不同于道德叙事视角的现实利益层面,展现了叙事的流动性和多重面影。通过和自己战友的聚会,季怀成讲述了龚转业后的经历。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叙事视角限制的问题;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由于采用叙事者和人物的同一人物的叙事,必然会造成一定的叙事盲点,我由于和龚成为冤家,自然对其后来的转业经历一无所知。更重要的是即使“我”有足够的能力知道他的故事,但是由于冤家的叙事者价值立场,也难免造成叙事极其强烈的主观性,丧失了文本中竭力营造的记忆真实性品格。

  由“以下章节凡属第三人称,均系根据季怀成之叙述整理而成”,可以看出第三人称叙事的客观性和全知视角,也由于时间的沉淀,经过几十年的人事变迁,当年的龃龉在季怀平讲述中,“然大致还算合理”,有效消解了第一人称叙事的主观性和随意性问题,成为叙事上亚叙事层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保证叙述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基础上,重点需要论说的伤痕写作的展开如何与“伤痕”时代有所不同的问题。在小说《伤痕》中,王晓华用追忆的口吻叙述母亲在“文革”中被四人帮的迫害以及最终的死亡,更重要的是自己在被“唯阶级论”所蛊惑后,对于和母亲断绝母女关系所产生的忏悔情绪,其叙事是控诉性和忏悔性的。以二元对立的不容置疑口吻叙述了“文革”中和“文革”后的政策变化所带来的个人心灵忏悔记录。和这种政治的改变相应的是道德评判的对应性。正是在“文革”后叙事的道德正义性上对于文革进行了控诉,使得当时的万千读者获得情感共鸣。“我还是相信文以载道,这是衡量文学的千古不变的标准”。

  到了《伤魂》中的伤痕书写,则有了不同于伤痕文学的新的质素产生。二元对立所产生的绝对性在新世纪语境中已成为一种昨日黄花。龚合国和“我”不再仅仅是“我”对于早年龚的陷害所做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叙事者“我”所采用的分层叙述中所产生的对话机制对于伤痕书写的多元性产生了新的反思,促使其采用更为流动和复杂的叙事语言来对伤痕进行书写,超越简单的二元对立的立场,使得叙事走向纵深和丰富。

  在真实性的基础上,另外一个叙事分层的重要动力就是在于叙事的对话机制。消解叙事的主观随意性之后,在叙事时间上,过去和现在不断在叙事者“我”的记忆中交叉重叠。外部叙事层面其现实中的“我”和内部叙事层面“叙事者”的“我”进行对话交流。在现实层面,我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和报社记者;在亚叙事层面,“我”是一个与龚合国争权夺利的新兵。处于同一层面的还有季怀成对于龚的叙述构成叙事文本的主体之一。和“我”共同构成对于内心伤痕书写的建构,并且以季的第三人称叙述作为主体部分,显得真实可信。同时在叙事层面又不断插入隐含作者对于龚的评论进行叙事干预,以便对于季的叙述进行个人的修正,保证其叙事的“合理性”。这样的三重对话机制保证了伤痕叙事的真实性和多元性。

  二、伤痕叙述的主体——受述者的人生遭际

  在伤痕叙述的真实性得到保证,使之成为可信任的叙事者之外,对于受述者的人生遭际同样也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使其伤痕书写摆脱早期的情绪发泄型写作,运用多个叙事人称的不同面向讲述关于龚合国的人生经历,从立体化和多元性角度来对其进行关照。这种对于受述者的选择同样也是基于对于小说真实性的追求,运用发散性思维力图从多个人物的讲述还原受述者的人生和性格的丰富性。在叙事过程中,着重突出了隐含作者对于龚在权力欲望的不断膨胀过程中,在道德层面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除了揭示出龚个人性格和品行的不端和败坏之外,更重要的在于从政治运作的手段上写出权力叙述的话语策略。如龚合国的“频道论”特有的关系哲学,隐含作者以大段篇幅不遗余力地写出了其权力运作对于人性极端异化之后的疯狂举动以及最后终成梦幻泡影的波澜之状。

  在叙述受述者的权力运作,揭示其运作机制之外,隐含作者又要从性叙事的角度对于其道德人格进行一种漫画式的讽刺书写,目的是在权力欲望之外,在性道德层面对于进行一种贬低和贬抑性叙事,从而使得自己占据在道德叙事的高地,也让理想读者站在道德法庭对于其人格多个方面产生优越感,从而产生否定性评价。

  在作品中人物的名称进行隐喻的考察,发现“龚合国”和“共和国”、“伎俩”和“脊梁”、“权力”和“权莉”之上,不仅仅是比喻而已,更重要的在于在“共和国万岁”的宏大叙事之下所具有的天然正义性与个人自私权力欲望的“龚合国万岁”两者之间所具有的奇异的异质同构关系正是在这种隐喻手段的叙述中以巧妙的方式写出了受述者的权力欲望以一种更加习焉不察和隐秘地方式得到彰显;同时在“党”、“国家”等话语符号充分地伦理化,把党和国家比喻为母亲,“妈妈抱抱”这种撒娇和发嗲的背后是向社会要权力、地位、利益,还在于“妈妈抱抱”和“美女抱抱”在龚合国个人的叙述中渐渐异化为一个私密化的叙事符号。即在国家民族符号的幌子下,充分满足个人欲望。在这种形与实的分离性叙事下,反讽的叙事策略也就呼之欲出了。在“帝王之实”与“帝王之名”之间,是专制独裁思想的泛滥和“共和”之间的龃龉,在名为“共和”的皮相之下,满脑子的是“他大名鼎鼎的龚合国,即使没有六院,又怎可没有三宫”成为其一切行为的指南,正是在这种叙事的策略表达中,远比进行正面批判的叙事效果要更为强烈。帝王享乐思想和极端个人欲望也正是龚个人因为得不到升迁所得到的自我安慰。在充分隐喻化的语境下所进行的异化性叙事,“如今的官哪是人做的,还是及時行乐,抓紧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吧”,在做爱和革命接班人之间以一种冠冕堂皇的建立隐喻联系,后者的严肃和正义所具有的正大庄严的审美风格和后者的猥琐琐屑之间的对应是令人深思的。作为毛时代成长成熟的作家本人自然对于革命话语是驾轻就熟的,在后革命时代的革命书写中,以这样一种解构神圣的角度对于革命话语进行了后现代的嘲讽之外,更重要的是由此揭示出作为官员的龚合国表里不一的官场人格之卑下与怯懦,是具有更为深刻意蕴的隐喻叙事魅力之所在。

  这种反讽性叙事以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利益为主线,在对于毛泽东像章的朝拜中,并非对于其本人的崇拜(尽管有表面的恭敬),更多是对其所代表的主席权力感到更大的兴趣。一心希望主席保佑自己达到更高的官职,这反映出民间信仰的高度实用性;一旦得知自己升迁无望,安度余生于局长位置上时候,也就开始醉生梦死,夜夜笙歌。此时再看毛泽东像时候,自己也觉得是一种讽刺,于是静静地把自己的像章放在储藏室了。

  如果说此前的龚合国还只是权力欲望过于强烈,心中还是有梦想和希望的话;那么此时的他则成为行尸走肉的官僚,纸醉金迷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陷入疯狂和非理性之中而不能自拔。“他也可以如赵军他们一样,真正像个人活着了”在对自己开发商朋友的嫉妒下,也拼命追求肉欲享乐的满足,人性进一步堕落和异化。此前的权力异化更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心中的理想丧失(尽管是以权力扭曲的畸形面目出之),以性道德的堕落角度进一步叙述了龚合国所谓“真正像个人活着了”的反讽性人性叙事,日益走向纵深处。而这种叙事从性这一角度来进行切入意在从权力面向之外(法律),从道德上对于受述者进行否定性评价,更为巧妙的是两者在叙述中所进行的比较进一步颠覆传统叙事中宏大叙事的天然正义性,较为反讽地让龚合国觉得“那一刻所受的感动,甚至也超过了他几十年来所受到的党组织的一切关怀”。把一个洗脚妹对自己的刹那报恩和宏大的党组织联系在一起并且做比较,这正是把性叙事和权力叙事并置所产生出的戏剧性效果。正是在这种并置对话结构中使得受述者的性格塑造得以更加丰富深刻;同時也使得隐含作者的叙事情感以一种较为巧妙的方式态度得到进一步彰显。

  不仅仅止步于此,更重要的是在叙述龚合国和自己妻子邬红梅以及包养的洗脚妹白瓷之间的婚姻协议:形容妻子与洗脚妹“和衷共济,互敬互谅,求同存异”,用政治性语汇来形容自己包二奶的行径,极尽滑稽之能事。用经典的革命话语形容令人不堪的养小三经历,并且郑重其事地以私人契约的形式妄图形成法律效力。在这种荒诞的场景中,其表里不一,男盗女娼的行为逻辑达到了顶点。

  在叙事节点的把握上,作者让龚合国疯狂之后病情的发作从更为深入的象征意义上由龚个人写至群体的官员心理。

  三、个人疯癫的狂人日记式叙事

  在叙事节点的发展上,龚合国的疯癫是其内在灵魂发展的堕落与伤痕的高潮部分。也正是在此部分隐含作者的叙事情感走向理解与批判的多重维度表达。在此前的叙事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受述者背后所代表的隐含作者其基本的叙事情感和价值判断:官场小人的升迁乃至疯癫史。不过作者并不满足于讲述一个惩恶扬善的道德故事,虽然这样的作品在古今中外不绝如缕。不同之处在于在道德评判之外的象喻体系和其伤痕记忆的独特处理方式。

  在龚合国因为贪污腐败的问题自我惊吓乃至疯掉之后,“当然那个性也是要坚持的,和党性并不矛盾”,他说出了众人一直在做却由于世俗的影响而不敢说的真相,自然会被别人视为疯子,欲处之而后快。在疯癫的同时,也客观上写出了人物在经历表里不一之后借助疯子之口说出内心的自白。正如狂人说出实情而被众人目为疯癫相似,龚合国也受到了同样的命运制裁。我们诚然不怀疑其疯有余辜的最终结局,然而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众人在目其为疯子之中所极力掩盖的自我的堕落和“无助主名的杀人团”。因为龚说出了别人包括龚一直都在做而没人敢说破的真相,他打破了话语的禁忌和官场的潜规则,自然会被他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妈妈的,总有一天,我要通了你们的大便。”于是被众人送进了精神病院。只有当他不再说胡话,像狂人那样治好了自己的病之后,“县委考虑到他对社会(尤其是对干部队伍)”的危害性已不大,也就同意了。完成了鲁迅式狂人日记的模式来叙事整个故事。

  但是新世纪的卢新华走得更远,他接下来叙述的是龚的个人伤痕记忆,也正是其叙事的特点之所在。“你们说说,就冲我这名字,是可以随便打倒的吗”、“妈妈抱抱,妈妈抱抱”在国家叙事和伦理叙事的双重意义上,他开始对受述者的叙事开始走向复杂和多元。从游街到反动,关于龚合国早年的记忆以一种痴傻和儿童的特殊视角得以展现。

  痴傻的视角和儿童视角最重要的特点是真实性的确定,尤其是成年人因为社会规范的制约而产生禁忌的话语在儿童或者傻子那里并不存在,于是就产生了叙事的特殊效果。在龚个人讲述中,既有?官场黑暗现实的批判,把包括自我在内的众多官员送上道德法律审判的法庭;另外就是和顽童一起回忆少年时期的伤痕记忆之中的悲苦和酸辛。行笔至此,隐含作者对于伤痕叙事的记忆机制产生了很具有张力性的情感。“哀其不明,怒其不幸”的叙事情感也就在情理之中。“共和国”和“妈妈抱抱”两种语汇的并置也就表明其价值立场的游移和模棱两可的叙事立场,放弃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揭示其伤痕叙事的内在含义。尤其在见到龚合国之后的“相逢一笑泯恩仇”中,傻子龚合他的儿子的影像在一声“妈妈抱抱”的悠扬呼唤中走向了统一。文本中最后龚的私人日记从一个更为私密的角度讲述自己内心由脸厚心黑到忏悔认错的心路历程,和叙事者的讲述一起形塑了龚个人的复杂性格。

  四、余论:伤痕叙事的修辞策略

  卢新华以伤痕文学登上文坛,成为其代表作品,也成为个人创作无法逾越的高峰。尤其在卢多年放弃创作之后重新开始写作之时。《伤魂》的写作可以看做在伤痕之基础上对于人性叙事的进一步开掘。其运用多重叙事的修辞策略使得隐含作者的叙事立场走向丰富与多元,摆脱了早年的控诉型叙事立场,对于人物更为理解和宽容,其对于道德价值的判断也不再拘泥于情感的宣泄,由于采用叙事的多重层次,运用多种叙事的话语机制,拉开充分的审美距离。使得受述者形象更为丰满可信,取得文艺创作在其个人意义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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