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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概念化手法的运用

来源:中国职称论文网(yscbooks.com)2017-06-15

  黄晶++罗敏慧

  摘 要:对于小说家王安忆来说,好的故事本身就是好的形式,“好的形式”是好的故事的第一定义。实现“好的形式”的过程中,将人物看成和塑造成感性的、非概念化个体,是王安忆的核心手法。她恪守这样的定式:塑造一般人的一般状况,消解典型,使人物的个性平凡得妙不可言,合情合理地启动个性内蕴的既定轨道。本文以其小说《花园的小红》为例,阐明王安忆如何运用反概念化的手法,通过深入挖掘平凡人物的独特的平凡性,通过消解惯常的概念化的阅读期待,对小说进行布局谋篇,获得了一定的成熟度和艺术效果。

  关键词:王安忆 花园的小红 反概念化手法

  ★基金项目:论文所属项目:2014年度广西高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项目编号:LX2014397

  用大白话来说,小说家的创作梦想就是要写出一个好的故事。但是,什么是好的故事,恐怕每个小说家的答案都会不一样。小说家王安忆最简明而果断的回答是:“好的故事本身就是好的形式”。这,其实有点玄,也很难解读。

  不过,既然她将“形式”当做好故事的第一定义,我们不妨看看她所理解的形式是什么。她认为,形式是不独立于故事而存在的,它不外于故事,也不超验于故事而成为某种高高在上的理念。王安忆坚定地相信:形式是故事本事所携带的内核,是与故事本身共生共灭的。

  “很难想象一个小说家在头脑里首先产生一个故事,然后在考虑用什么样的形式去表现这个故事。当一个故事来到我的头脑里的时候,它本身就带有特定的形式。”①

  因而,她特别反对将“形式”当做一种知识来进行套用,也就是说,她开始强烈地质疑西方现代派各种叙述形式对本土经验和现实的套用。王安忆试图表明:故事的形式绝对不只是从西方文学中借鉴过来的意识流、时空结构、荒诞手法,也并非只有这些才是小说最有价值的东西。故事的形式应该与故事是同时降生的,故事的形式应该是人和人、人和自己、人和世界的关系形式。

  对她来说,好的故事的形式感,来自于真正的“看到”,而“看到”就是看到事物内部的布局和特有的合理。它没有定式,每每随着不同事物的特征而呈现出不同。不变的是,每个事物内蕴的布局和合理性。所以,她常常会采取一种元叙述的姿态,去“看”或捕捉事物、人事甚至景物,去发现它们对故事的布局和合理所起的示范意义。

  实现“好的形式”的过程中,将人物看成和塑造成感性的、非概念化个体,是王安忆的核心手法。她恪守这样的定式:塑造一般人的一般状况,消解典型,使人物的个性平凡得妙不可言,照合情合理地启动个性内蕴的既定轨道。她相信,只有如此,人物才能真正鲜活起来,才会有自己的生命和各自的命运,而不会僵化成“作家意图的傀儡”,②更不是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象征。他们如此鲜活,以至于“托尔斯泰不知道安娜卧轨了”。

  王安忆是如此渴望创造出非概念化人物,以至于她的人物很难被批评话语归类,甚至转述。也就是说,我们很难对没有读过这些小说的人说明,某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有时似乎只能说,你读了就知道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花园的小红》的那个小红。如果谁问:小红是谁?你恐怕首先只能回答:她是小说里写的那个宣传队的一员。又问:她有什么特征?你恐怕只能说:她才十二岁,这点很特别,与大多数宣传队员不一样;再问:讲了她的什么故事?答曰:很难复述,因为她没干什么特别的事,也没出特别的事。实际上,“小红是谁”这个追问连叙述者本人也说不出来,只能用通篇小说本身去追问,只能提供日常感性地对她观察的细节,因为概念化的归纳根本无法展现小红的独特和鲜活:

  “小红大约有十二岁的年龄, 长了一张特别白皙的圆脸。这样的白皙, 不是乡里能见的。乡里人也有白的, 此地叫晒白脸 , 就是说越晒越白,但这种脸比较干糙, 就像没有皮似的。……她穿衣服也很不同,……她虽然有新派的发式与穿扮,却并不显得新派。她是活泼的, 也不是乡里孩子那一路的活泼。”③32

  叙述者为了介绍小红,依次描述了她的样貌、头发、衣着和动作等,并且让这些描述占据了小说的不少篇幅。我们看完叙述者对小红的描述后,以为会对小红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印象,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我们几乎不能复述所谓小红的基本特征,更没能捕捉到小红的一个让人记忆深刻的片段。叙述者 “我们”既不能靠正面的描绘抽象出小红的特征,也不能通过排斥法反向地归类,因而只能挖掘具体的实感和辨析细腻的印象,来呈现小红既是这样又不是这样的人,既有那样的又有这样的特征。这种“既是又不是”的叙述方式,占据了故事的大部分空间,几乎成了故事本身:

  “她脸上有时会露出不谙人事的表情, 比如, 她就常常走近我们宣传队的地方, 伸头看我们吃饭, 说笑, 排练。我们宣传队里的人, 不知为什么, 都有些讨厌她。当她探头探脑地出现时, 正在说话的就会停下来, 皱着眉看她。她也并不躲避, 迎臉对住了看, 一手把着门框。她手把门框的样子也有些特别就像那种娇小的孩子, 却又不像, 似要有意识得多, 不那么天真。”③33

  读到这里,我们更加感到了小红个性的鲜活,可越是感受到她的鲜活,却越是难用观念转述出她的个性,不是吗?我们会承认,与其用观念来转述小红是谁,还不如自己去读上面的这些描述。这就像在实际生活中那样,对一个人的个性最好、最真实和最准确的描述,莫过于亲自去认识他,感受他。王安忆在这里无疑十分成功地突破了概念化的人物塑造模式,出色地复制了日常中的妙不可言的真实。

  正是因循这个非概念化的轨道,故事微妙而平静地发展着。然而,这种故事的发展与推动并不依赖于一般小说构件中的人物性格、行动的动机以及发展变化,或者人物与环境冲突所导致的命运危机。故事平静得以至于让我们始终无法用简单的语言直观的概述小红这个人物有何故事!就像我们平常概括小说讲述了什么故事那样,这是一个某某的爱情故事!这是一个某某家族的命运史。对于那种喜欢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的读者而言,这样的小红,这样的故事,显得有些无聊,读者的期待视野严重受阻。这小红究竟是什么人?为何要讲述她?不仅是读者,叙述者“我们”,也总是在试图了解清楚小红是谁,为何她所属的另一支宣传队的人们并不讨厌她,甚至还时时呵护她,宠爱她。但“我们”总被隔在一堵无形的墙外,无从知晓。“我们”对她莫名的厌恶和恼怒,其实并不是因为被这个孩子的某些特征引起的、也不是被这孩子的某种缺点引发的,更不是这个孩子后面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而更多的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失语,“我们”好奇心的受阻。渐渐地,“我们”的嫌恶和愤怒变成了报复心,想在聚餐桌上轮流对这个小大人敬酒,想灌醉她,发泄难以言喻的失败感。可就在这时,难以置信的一幕发生了:她的队友,其实从年龄上来说是她的叔叔阿姨们,自发地,英勇地抵挡了“我们”的进攻:

  “喝了一会, 都有些喝高了, 我们的桌上就有一个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朝这桌走来, 明显是要向小红敬酒……我们的人的态度开始变得蛮横, 出言很不逊。他们依然赔着笑, 言语极尽谦恭卑屈, 可骨子里却很硬, 一点不退让。”③33

  他们在护卫什么呢?显然,他们在护卫那个“真正”的孩子小红,她隐身在她另一半拼图里,他们熟悉她,却不为叙述者“我们”所知;他们来自同一个村庄,了解她的身世,看着她长大,知道她是谁。他们也很世故,知道她的可爱和可怜,她的一举一动,已经被“我们”这些陌生人曲解成讨厌,但他们却无法用一句话或一个概念说明白她的性格,以及她是谁;他们无法转述他们是如何日复一日感受她看待她的。她在他们眼里是另一个人,一个完整的活灵活现的人,他们也知道,她在“我们”眼里不是同一个人,“我们”对她是一知半解的。但他们无法对“我们”说明,因为“我们”这些陌生人未曾亲历她,体验她的全部日常。所以,他们也只能用点滴的细节来进行暗示:她是一个单亲孩子,跟母亲过活。

  这只言片语的暗示, 像一个启示,如一缕阳光,照亮了“我们”的蒙昧,温暖了“我们”的心灵,也校正了“我们”的视角。那些先前因“我们”的嫌恶和恼怒而被遮蔽的细节,突然闪现,化成人情之美,敌意溶为暖意,干戈化玉帛:

  “经过这一番好好坏坏的折腾, 气氛倒松弛了许多。我们的女队员问烧饭的女人, 小红家里有些什么人。女人像抱婴儿似地抱着小红, 笑着说, 家里有一个母亲。”③33

  人情之美闪现的瞬间,焕发出一个耐人寻味的意境,一个被王安忆称为“神界”的境界。它源自日常生活,有着日常生活的外貌和逻辑,却又高于日常生活;它开拓人类精神的空间,尽显作家心灵世界的“高度”。 王安忆一直反对像某类现代作家那样,只搞拆解、蔑视建造,只沉迷于技术、不承认崇高。她说:“我对自己是有标准,是一个审美的标准,我告诉自己:你应该提炼人性中的诗意。作家应该有一个审美的标高,是一些关于高尚、美好、纯洁的观念,……”④依照她的写作企图,这种神界,或者说升华人性的“诗意”,必须是妙不可言的,绝不可用概念硬性套入,實际上,概念化会把一个故事讲死,并抹杀掉日常的诗意。“神界”或“诗意”的潜能,不露声色地勾连着人物与人物,事件与事件,推动着情节,按照内在独特的轨道运行,一旦契机成熟,便闪现出崇高的启示心灵的火花,随即又凝固成悠远的意境。《花园的小红》的篇尾,也完美地展示了这种意境:

  “因昨晚上有了接触,他们便相熟地与我们道早, 还说晌午到地方见。他们绽开着粗糙的笑脸, 嗓门很大地说话。夜里不知什么时候下了一场雨, 地泥着, 他们背着, 扛着, 一歪一歪地岔着脚, 走了过去……”③34

  依我之见,王安忆的非概念化手法,在《花园的小红》中运用得十分成功,通过深入挖掘平凡人物的独特的平凡性,通过消解惯常的概念化的阅读期待,对小说进行布局谋篇,获得了一定的成熟度和艺术效果。

  不过,王安忆确立她的这种非概念化手法后,就以一贯之地恪守它,使它成为某个时期的写作的定式,却也使得这个手法本身已变得概念化了。写作意识如此高的王安忆,似乎已警觉到了这点,也已经出发寻找新的立足点了。这种高度警觉、永远更新的写作意识和探索精神,也许才是王安忆创作的最醒目的特征。

  注释

  ① 周新名.王安忆.好的故事本身就是好的形式——王安忆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3(3):34.

  ② 王安忆.小说家的十三堂课[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和文汇出版社,2003:98.

  ③ 王安忆.花园的小红[M].上海文学,1999(11).

  ④ 王安忆,等.作家的压力和创作的冲动(郑逸文、王安忆访谈录)[J].文汇报,2002(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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